1931年4月17日、18日  　　毛泽东出席在宁都县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。在讨论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战略方针时，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。毛泽东在发言中既不赞成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作战主张，也不赞成分兵退敌的主张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，就地诱敌深入，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“围剿”，并力主集中兵力。发言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指出：第二次“围剿”的敌军虽多，但均非蒋介石嫡系，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，指挥不统一，地形不熟悉，供给困难，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。红军则打了胜仗，士气旺盛，官兵一致，准备充分，地形熟悉。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，拥护红军，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。因此，红军打破敌军这次“围剿”的条件比第一次反“围剿”好，胜利的把握更大。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。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，会议采纳毛泽东关于“先打弱敌”的作战方针。十九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签发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“围剿”的作战命令。命令说：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，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，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，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，并向外发展。　　1947年4月17日  　　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《战局的转折点——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》时，加写两段话指出：可以预计，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，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，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。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，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，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。　　1985年4月17日  　　邓小平在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时指出：中国很穷，但我们可以不考虑任何内外因素而建立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。所以在此基础上，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，相互协调，相互帮助。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，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，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，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。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，但也要靠朋友。为什么我们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，就是为了赢得朋友，加速我们的发展。这不单是中国自身的需要，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。　　2018年4月17日  　　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，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正确把握当前国家安全形势，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全保障。 　　他指出，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，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，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；坚持人民安全、政治安全、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，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，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，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，实现人民安居乐业、党的长期执政、国家长治久安；坚持立足于防，又有效处置风险；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，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，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，同世界各国一道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；坚持科学统筹，始终把国家安全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。 　　他指出，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，一手抓当前、一手谋长远，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、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、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、防控重大风险、加强法治保障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。　　1931年　　4月1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，副主席朱德、毛泽东发布关于《第二次战争中的地方武装工作》的通令。通令指出：在第二次战争快要走到的当前，地方武装等须主动的向敌人袭击扰乱，灵活运用游击战术，应用“敌进我退、敌驻我扰、敌退我追、敌疲我战”的秘诀，采取“化众为零、化零为众”的方法，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。通令强调游击队在执行作战任务中除了执行一般的战斗纪律外，应加强每个队员的政治认识与信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　　1959年　　4月17日－29日 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。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，选举周恩来为主席。　　1980年　　4月17日 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。　　1987年　　4月17日 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、国家民委《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》，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。　　2003年　　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，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。当年春天，我国遭遇一场非典型肺炎疫情重大灾害。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的严峻考验，全党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领导下，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，一手抓经济建设，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阶段性重大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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